巴以冲突在2023年10月7日迅速表面化。中国自由知识界对此的认知基本上沿用了以色列官宣的框架。我们来看一下2023年12月31日，江棋生先生完稿的“哈以战争给我带来的新认知“，如何概括这一官宣叙事：
”在这80多天里，我重温了以色列人建国后的艰辛历程。尤太人依照联合国大会第181号决议建立以色列国后的第二天，就遭到了周边多个国家（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旨在掐其命、灭其国的入侵。以后在敌国环伺的境遇下，又多次遭受入侵或攻击。面临生死存亡的以色列，众志成城、绝地反击，一次又一次痛揍侵略者，一次又一次粉碎他们的狂妄企图。作为正义的战胜国之以色列，并没有按照野蛮的丛林法则行事，去吞噬其能够吞噬的战败国和阻止巴斯勒坦建国，而是按照二战后形成的现代文明准则，处置与埃及、约旦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并一直鼓励甚至要求巴勒斯坦建国。“
就在江先生对以色列对以色列赞叹不绝前两个月，2023年10月24日，英国卫报发表文章，题为《以色列必须停止将大屠杀武器化》(Israel must stop weaponising the Holocaust)。作者是以色列学者，专门研究尤太大屠杀历史的斯托克顿大学副教授拉兹塞格尔 （Raz Segal）
塞格尔写道：
“…越来越多的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研究学者拒绝继续危险地利用大屠杀来歪曲大屠杀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大规模暴力的历史事实。这在这些黑暗的日子里带来了一些希望，因为它支持为一个不同的未来而奋斗，超越尤太定居者国家的未来，一个生活在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的所有人民都应享有平等、正义、自由和尊严的未来。”
“大屠杀的历史也表明了问责的重要性，就算大屠杀的问责迄今仍然有限。就以色列对加沙的攻击而言，问责需要从非常明确的一点开始：煽动种族灭绝，根据联合国《灭绝种族罪公约》第 3 条，即使没有发生种族灭绝，也应受到惩罚。虽然关于以色列目前袭击加沙的种族灭绝行为的辩论无疑将持续数年，或许也会在国际法庭上继续进行，但以色列的战争罪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是无可争议的。”
江先生陈述的，是中文世界广泛引以为据的官方版以色列历史。
这部历史叙事的真实性如何，以色列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牛津大学教授阿维施莱姆在他1995发表的《关于1948年的争论》中这样点评：
传统的尤太复国主义对 1948 年战争的描述…是在国家建设过程中使用民族主义历史版本的一个典型例子。
…它不是正确意义上的历史…
…我的结论是，传统尤太复国主义叙事存在严重缺陷，需要根据现有的新信息进行彻底修改。直截了当地说，这一叙事不过是胜利者的宣传而已…
这里首先要介绍一下中文圈至今知之不多，甚至连秦晖教授这样重要的中国自由主义学者也不甚了了的以色列新历史学派，和组成这个学派的新史学家（New Historians)。上面提到的《关于1948年的争论》堪称新历史学家正式登上以色列国史研究舞台的宣言。
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在以色列年轻一代激起强烈反响，因为以色列一直宣称自己是保卫中东和平的民主柱石。卷入战争都出于自卫。而入侵黎巴嫩明显不是一场不得不打的自卫战争。 以色列遵循英国留下来的国家档案保密30年的制度。
到了1980年代，以色列建国时期大量的档案密期到期，向公众开放，在黎巴嫩战争爆发前后，一批年轻的以色列国史学者得以接触到以色列建国的第一手史料。 通过认真研究这些史料，包括以色列开国元勋日记，手谕，尤太委员会会议纪要，以色列国防军前身哈加纳战报和战场通讯记录，以色列年轻一代历史学家对以色列的官方叙事，提出强烈质疑。
这些离经叛道，坚持从史料，而非官方意识形态出发年轻学者被称为以色列新历史学家，作为一个学术群体又称新史学派。 新史学派横空出世引起轩然大波。许多人攻击他们为修正主义者，以色列恨国党，民族败类。
经过几十年的沧桑，新史学派在无数次交锋中愈战愈强。而今他们和欧美的同盟军已经桃李满天下，在国际中东研究的学术地位举足轻重。 新史学对以色列官宣的颠覆，从建国和第一次阿以战争开始，阿维施莱姆总结为6点：
- 以色列官宣称英国阻挠尤太国家建立。新史学发现英国从没阻挠过尤太国家建立。
- 以色列传统官宣称第一次阿以战争，英勇的以色列军队以少胜多，打退了优势的阿拉伯军队。新史学发现，以色列军队无论在人数和装备上都居于优势。到了第二阶段，以军不仅武器压倒对方，兵力更是达到阿拉伯联军两倍。
- 以色列官宣称，第一次阿以战争，阿拉伯人有一个协调摧毁以色列的计划；新史学家发现，阿拉伯人不仅分裂，指挥混乱，而且根本就没有摧毁以色列的计划；
- 以色列官宣坚称，作为阿拉伯联军最高统帅的约旦国王阿卜杜勒，和以色列没有私下交易。而新史学家发现，阿卜杜勒不仅跟以色列保持高度的默契，他自始至终就对消灭以色列或者扶植巴勒斯坦建国不感兴趣。阿卜杜勒出兵就是为和以色列瓜分梦寐以求的约旦河西岸土地。
- 以色列官宣称，巴勒斯坦人是自愿逃离家园的；新史学家发现，难民是被残酷的有计划的暴力赶出家园的。
- 以色列宣称，阿拉伯人拒不妥协阻碍了和平；而新史学家则发现一味阻挠，设置障碍, 让和平进程总也走不出 “死胡同 “的罪魁祸首恰好就是以色列。
我们来看一下以色列新历史学家们，从以色列原始档案中具体找到了什么。尤其是他们在原始史料中找到了哪些跟江先生笃信的以色列官宣叙事冲突的内容。
一，关于第一次阿以战争阿拉伯和以色列双方力量对比，以及阿拉伯最高统帅约旦国王阿卜杜勒扮演的角色：
- 新史学重要人物，牛津大学博士，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教授，以色列国防军1973年赎罪日战争老兵伊兰帕佩(Ilan Pappe) 把他研读的各种档案记录，以及亲自采访参与以色列建国的老兵，写成《巴勒斯坦的种族清洗》。帕佩教授详细记述了作为阿拉伯联军主帅，约旦国王阿卜杜勒与以色列达成长期默契的经过。约旦参战的目的既不是拯救巴勒斯坦，更不是赶走以色列，而是和以色列一起瓜分联合国划归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土地。参阅附录一。
- 伊兰帕佩教授的结论，与阿维施莱姆教授的结论吻合。
二，以色列究竟是不是“作为正义的战胜国之以色列，并没有按照野蛮的丛林法则行事，去吞噬其能够吞噬的战败国和阻止巴斯勒坦建国，而是按照二战后形成的现代文明准则，处置与埃及、约旦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并一直鼓励甚至要求巴勒斯坦建国。”
以色列新史学学者通过历史资料发现以色列1948年建国，对世代居住巴勒斯坦地区的75万阿拉伯人进行了系统，残酷，精心准备的种族清洗。参见以下以色列历史学家的这段历史的著述：
2022年，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发表调查报告，题为《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第三部分》 报告披露以色列对被占领地区的巴勒斯坦人进行了严酷的控制。
- 总体政策:“自 1967 年以来，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被占领土）上的政策和做法一直在破坏 巴勒斯坦的社会、经济和环境…”
- 户籍管理; “以色列当局以各种借口吊销居住证，剥夺了许多巴勒斯坦人在被占领土居住、在被占领土内自由行动或出国旅行后返回被占领土的权利。”
- 在诸多资源中，仅以水资源和土地使用限制为例: 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占领地区，一半的土地巴勒斯坦人不能使用。而作为巴勒斯坦地区的主要水源所在地，约旦河西岸的淡水资源，巴勒斯坦人只能开采其中的13%。淡水资源的开采权掌握在以色列手里。同时，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人建造水厂，电厂，污水处理等公用设施桁架限制。
四，关于“…内塔尼亚胡夸以色列国防军“是世界上最为品行端正的军队”，吾信矣。” 江先生文中这样赞美道：
“我看到，面对所有这些扑面而来的污名、吐槽和忽悠，以色列人神智笃然，定力了得，斩钉截铁地誓言歼灭“世界上最为邪恶的残暴恐怖组织——哈玛斯”…
几天前的12月24日，以色列军方就空袭中造成的平民伤亡进行了公开道歉。这种道歉，实不多见，值得我加以称道。以军发言人说：“我们对于无辜者受到伤害深感遗憾，并正努力从这两起事件中吸取教训。”而尤为触动我的，是12月上旬来自约旦河西岸伯利恒的一段视频：面对手无寸铁、步步进逼的尤太平民，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以军步步后退，没有人下令开枪，没有人胆敢开枪。内塔尼亚胡夸以色列国防军“是世界上最为品行端正的军队”，吾信矣。
我对以色列的新认知是：这个人口不到一千万的蕞尔小国，却拥有许多国家难以企及、甚至望尘莫及的国魂民魄。”
在江先生发表之后不到两个星期，以色列被南非在国际法院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正式提出起诉。起诉书列举了大量历史资料和国际组织调查报告。 其中关于以色列军队在加沙等地2023年10月7日以前的作为，随附南非起诉书第27点摘译。
南非起诉内容不仅被与以色列本国著名报纸《国土报》的报道高度吻合，而且与以色列退役官兵的自述（见随附摘译）高度吻合。与江先生“吾信矣”相反，展示在世人面前的是一支军纪涣散，残杀平民，漠视人命，甚至依仗美国的袒护，以残害民众为乐的殖民军队。
以色列军队泛滥的滥用武力，残杀平民出发了著名的戈尔德斯通调查报告(Goldstone Report)。而围绕戈尔德斯通报告的国际政治博弈(见附录），更是体现了以色列游说集团对国际政治的干预和扭曲。以色列游说集团及其相关的以色列官宣，几十年不懈的努力，造就了中文圈一大批热衷复述其叙事的拥趸。
五，巴以问题的实质是二战以后伊斯兰神权和国际秩序的冲突吗？
江先生继续写道：
“再说中东问题。
中东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在众说纷纭之中，我的新认知是：中东问题的根源，不是所谓“尤太人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而是伊斯兰极端势力完全无视二战后形成的现代文明准则，心心念念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掉，实现从河到海（即约旦河到地中海）建立伊斯兰神权国家的圣战目标。”
这里江先生直接引用了中文圈所谓伊斯兰极端势力不断扩张的叙事。巴以冲突是当代世界秩序形成过程中，英国为了自身帝国利益，提出贝尔福宣言，把大量欧洲的尤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和尤太复国主义结合的产物。这是典型的殖民主义扩张，或者说是定居者殖民主义，借助西方强国的支持，侵略扩张造成的国际政治问题。
用美国战后对以色列建国的评论:
- 来自欧洲，尤其是东欧的阿什克納其人（Ashkenazim)
- 从罗马时代以后，没有离开过中东的密兹哈利人（Mizrahim ）
- 历史上从伊比利亚半岛，为逃避欧洲基督徒收复伊比利亚以后的宗教迫害，而回迁中东的塞法地人（Sephardim）
其中，阿什克納其人虽然占到全世界尤太人总人口一半，也是目前以色列尤太人主流。英国推出贝尔福宣言以后的现象。之前，中东的尤太人主要是塞法地人和密兹哈利人。塞法地人和密兹哈利人同阿拉伯人相处相当融洽。
普林斯顿大学已故教授，著名中东和近东问题专家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在他的专著 the Jews of Islam 中这样总结：
“一般来说，尤太人可以信奉自己的宗教，并根据其社区的法律和经文生活。此外，他们受到的限制是社会性的和象征性的，而不是有形的和实际的。也就是说，这些规定是为了界定两个社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为了压迫尤太人。”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海伊姆希莱尔本萨松（Hayim Hillel Ben-Sasson）在他的专著《新月与十字之下： 中世纪的尤太人》（Under Crescent and Cross: The Jews in the Middle Ages）中这样总结：
“尤太人在穆斯林世界的法律和安全状况总体上好于基督教世界，因为在前者，尤太人不是唯一的 “异教徒”，因为与基督徒相比，尤太人的危险性较小，对穆斯林政权的忠诚度较高，还因为穆斯林征服的速度和领土范围使他们减少了迫害，并为其他信仰的成员在其土地上的生存提供了更好的可能性。”
有关这方面的历史资料，我们将另外撰文详述, 参见附录十二与附录十三。
此外，江先生并不清楚，从河到海，实际上是尤太复国主义的一贯主张。本古里安从一开始就念念不忘要至少占领巴勒斯坦80%的土地，最好100%。而且，这个范围不仅包括原来的巴勒斯坦，还包括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和埃及控制的西奈半岛，只是因为迫于国际压力，以色列交还了埃及西奈半岛。 江先生献策道：
亡以之心不死，中东之乱未已。
在这场哈以战争中，以色列别无选择，只能彻底铲除哈马斯这个毒瘤，并且让伊朗豢养的黎巴嫩真主党和也门胡赛武装不敢再蹦跶，进而使剩下的和潜在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断了亡以之念，绝了亡以之心——这样，中东问题才能有望按照现代文明准则得到合理解决，尤太人才会得到公正的对待，中东的和平前景才会真正显露希望的曙光。
六， 最后，江先生的抒情果然来到了声讨联合国：
最后说联合国。
我的新认知是，哈以战争使联合国的拉胯及改革的必要性进一步凸显。众所周知，对乌克兰正义的反侵略战争，联合国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而对以色列正义的自卫反击战，联合国不仅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连道义上的帮扶都阙如——迄今为止，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都没有通过一份早该通过的决议，这份决议包含如下内容：强烈谴责哈马斯的恐怖行径，要求哈马斯无条件释放以色列人质，肯定以色列的自卫权利。迄今为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都没有谴责哈马斯的恐怖行径，肯定以色列的自卫权利。联合国在加沙的某些机构和某些雇员，更是令人失望，甚至令人不齿。
江先生所谓的“我的新认知”是中文圈颇为时髦的以色列哈斯巴拉官宣，也就是1995年，阿维施莱姆教授指出，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彻底修改的一部政治宣传。江棋生先生可能更不清楚，巴以问题的一个核心就是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的占领是非法的。因此根据国际法，没有所谓自卫权。否则，纳粹占领巴黎，华沙，岂不是都应当由自卫权，纳粹镇压华沙大起义，清剿巴黎的法国地下军，岂不是都是依照自卫权，反击恐怖主义？
七，遵循中式自由主义国际政治讨论的标准套路，江先生免不了要荡平哈马斯，彻底剿灭伊斯兰国的壮怀激烈：
面对如此不堪的联合国，难怪以色列人要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发出这样悲催的嘲讽和拷问：联合国的合法性，究竟还剩几盎司？
写完我的一些新认知，2023至2024的跨年倒计时就快启动了。再过短短几小时，2024的新年钟声就要在地球上由东往西悠然响起。这时的我，想和钟声有个约定——请帮我给躲在加沙地道里的哈马斯带句话：你们的下场，必将和伊斯兰国（ISIS）的下场一样，只能是，荡然无存。
“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是非常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语境，江先生运用娴熟，中华人民共和国严格训练，根底扎实。
首先，ISIS并没有荡然无存。而ISIS本身同西方关系错综复杂。有许多地方，它跟西方，尤其是以色列的合作千丝万缕。所以，在阿富汗，ISIS恰好就是塔利班的最重要作战对象。 而哈马斯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似乎越战越强。躲在地道里并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当年南越共产党武装就躲在地道里，靠着炸不烂的胡志明小道，笑到最后。
其次，江先生恐怕不了解，在伊斯兰世界，跟伊斯兰国不对付的不仅有塔利班，还有哈马斯。
随附美国右翼的政治评论网站Politico 2023年11月21日两位中东问题专家Colin P. Clarke和Michael Kenney的文章：哈马斯跟伊斯兰国根本就是两回事。ISIS视哈马斯为不共戴天的叛教者，认为被视作哈马斯同类是奇耻大辱。
而哈马斯则坚持主权属于人民。他们的 奋斗就是为了恢复巴勒斯坦人对自己土地的主权，伊斯兰教义只是他们斗争的武器。伊斯兰国宣扬的主权归于真主，是别有用心的异端邪说，绝不能接受。
再说胡塞武装。
胡塞武装在沙特组成的联军的围困轰炸下，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现在已经是中东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也门武士自古以来就是最难征服的中东蛮族勇士，这一次加沙人道危机，胡塞武装的表演可圈可点，不仅也门人空前支持，伊斯兰世界叫好一片，就是西方社会也是圈粉无数。 所以如果江先生用ISIS，也门胡塞武装，和哈马斯现状来展望未来，恐怕对于江先生五体投地拜倒于前的以色列，预示着麻烦已经开始，甚至就像许多观察家总结，以色列玩火自焚，从此坠落，不知伊于胡底。现在只是刚刚开始。
在结束以前，我们再来拜读一下以色列人权组织B’Tselem对以色列的总结：
以色列实施尤太至上原则的关键工具在于在地理、人口和政治方面进行空间工程。尤太人在一个连续的空间中过着他们的生活，拥有充分的权利和自主权。相比之下，巴勒斯坦人生活在一个被分割成多个单元的空间，每个单元都有不同的权利，这些权利是由以色列给予或否定的，但始终低于尤太人的权利。
以色列政权在四个主要领域追求这一组织原则：
-
- 土地：以色列致力于使整个地区尤太化，将土地视为主要服务于尤太人口的资源。自1948年以来，以色列已经占领了绿线以内90%以上的土地，并为尤太人口建设了数百个社区。自1967年以来，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也实施了这一政策，为大约60万以色列尤太公民建设了280多个定居点。在整个地区，除了在剥夺他们的大部分财产权利后建造了几个社区以集中贝都因人口之外，以色列没有为巴勒斯坦人口建造一个社区。
- 公民身份：无论尤太人生活在世界任何地方，他们的子女和孙子女，以及他们的配偶，都有资格获得以色列公民身份。相比之下，巴勒斯坦人不能移民到以色列控制的地区，即使他们、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在那里出生和居住。以色列让在其控制的一个单元中居住的巴勒斯坦人获得另一个单元中的身份变得困难，并颁布了禁止向与以色列人结婚的巴勒斯坦人授予绿线范围内身份的法律。
- 自由移动：以色列公民在以色列控制的整个地区（加沙地带除外）享有自由移动的权利，并可以自由进出国家。相反，巴勒斯坦居民需要以色列签发的特殊许可才能在这些单元之间旅行（有时包括在其中旅行），出国也需要以色列批准。
- 政治参与：以色列公民有权投票和竞选公职，但主要政治人物始终在破坏巴勒斯坦政治代表的合法性。在占领土属的大约500万巴勒斯坦人中，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他们不能参与管理他们的生活和决定他们未来的政治体系。他们也被剥夺其他政治权利，包括言论和结社自由。
在整个地区，对生活的这些方面的控制完全掌握在以色列手中 – 是唯一决定人口登记、土地分配、选民名册以及在地区任何部分之间旅行、进入或退出的权利（或拒绝这些权利）的权力。以色列政权对其尤太至上意识越来越明显，这一过程在近年来有两个重要的揭示里程碑。一个是《以色列基本法：尤太人民的国家》的颁布，它宣称尤太人和非尤太人之间的区别是基本和合法的，并允许在土地管理和发展、住房、公民身份、语言和文化方面进行制度性歧视。第二个是有关正式吞并约旦河西岸更多地区的官方声明，证实了以色列的长期意图，并揭穿了“暂时占领”的说法。
B’Tselem强调军事占领并未结束：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仍然是其直接对象，而在加沙地带，他们则生活在外部实际控制之下。同时，将以色列描绘成绿线一侧的“民主国家”，而在绿线另一侧“暂时”占领着数百万人，是脱离现实的。这种描绘忽视了这种状况已经存在了五十多年的事实。它没有考虑到在绿线以东居住的数十万尤太定居者。它掩盖了东耶路撒冷的法定吞并和西岸其余地区的事实上吞并。这些事实导致结论，即这不是两个平行的政权，而是一个单一的政权，统治着整个地区和其中的所有居民。
B’Tselem的执行主任哈盖·埃尔-阿德表示：“以色列政权的基本原则，尽管已经实施了许多年，但最近变得更加明确。这发生在数十年的事实吞并后，法定吞并的讨论以及《国家基本法：尤太人的国家》”
附录一：在1948年第一次阿以战争中，阿拉伯联军统帅约旦国王阿卜杜勒与以色列军队保持着长期与深度的深度配合。
伊兰帕佩教授《巴勒斯坦的种族清洗》Ilan Pann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 1946 年末，尤太机构开始与约旦国王阿卜杜勒进行密集谈判。阿卜杜勒是来自穆斯林圣城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希贾兹（Hejaz）哈希姆王室后裔，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英国并肩作战。作为奖赏，英国人许诺支持哈希姆建立伊拉克王国和约旦王国。起初…哈希姆家族被许以叙利亚，至少他们是这样认为的。英国企图以此阻止法国进一步染指中东地区。然而，当法国人把阿卜杜勒的弟弟费萨尔赶出叙利亚时，英国人却把伊拉克补偿给了费萨尔，而不是根据原先说好了的阿卜杜勒。
作为哈希姆王朝的长子，感到自己吃亏的阿卜杜勒耿耿于怀，1924年哈希姆王朝的大本营希贾兹被沙特人夺走。剩下外约旦只不过是约旦河东一片干旱的沙漠，到处都是贝都因部落和一些切尔克斯村庄。难怪阿卜杜勒盼望扩张到土地肥沃、文化昌盛、人口众多的巴勒斯坦，为此不惜不择手段。他很快发现，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是与尤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搞好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他就与尤太机构就如何瓜分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达成原则性协议。1947 年 11 月 29 日联合国第 181 号决议通过后，瓜分巴勒斯坦从模糊构想变成认真谈判的基础。由于阿卜杜勒希望获得的地区（今天的约旦河西岸）没有多少尤太人定居点，大多数尤太社区领导人都 “乐得 “放弃这部分巴勒斯坦土地…
…尤太复国主义领导层通过与约旦人勾结…预计他们未来的国家将占拿到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的百分之八十：联合国承诺给尤太人百分之五十六，多出来的百分之二十四来自即将由以色列夺取的，原来由联合国分配给巴勒斯坦人的阿拉伯地区。巴勒斯坦剩下的百分之二十将由约旦人获得。
与约旦达成的这一默契是在很多方面确保种族清洗行动顺利进行的第二步：它使阿拉伯世界最强大的军队不再威胁，而且只能在巴勒斯坦境内很小的一块地方跟尤太军队对峙。解决了约旦军队，阿拉伯世界组成的阿拉伯军团完全没有能力保卫巴勒斯坦人，也无法挫败尤太复国主义以牺牲当地居民为代价在巴勒斯坦建立尤太国的计划。“ (第四章 准备总体计划 瓜分地盘 Defining the Space）
“总之，在 1948 年战争前夕，尤太人的战斗部队约有 50 000 人，其中 30 000 人是战斗部队，其余是居住在各个定居点的辅助人员。1948 年 5 月，这些部队有小规模空军和海军的支援，有随行的坦克、装甲车和重炮部队。 此外，1948 年 2 月，约有 来自阿拉伯世界的1000 名志愿兵，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来自阿拉伯的志愿人员达到 3000 人。
直到 1948 年 5 月，双方装备都很差。随后，新成立的以色列军队在以色列共产党帮助下，从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搞到大批重型武器，阿拉伯正规军也弄来了一些重型武器。战争开始几周后，以色列的征兵效率非常高，到夏季结束时，他们的军队达到了 8 万人。阿拉伯正规军从未超过 5 万人，此外，阿拉伯最重要的武器供应国英国停止提供武器。
换句话说，在种族清洗的早期阶段（直到 1948 年 5 月），几千名非正规的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面对的是数以万计训练有素的尤太军队。随着战局进一步发展，一支人数几乎是所有阿拉伯总兵力两倍的尤太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军事胜利，完成了种族清洗。”（第四章 准备总体计划 创造条件 （Creating the Means）
“尤太国 “候任 “外长摩西-沙瑞特（Moshe Sharett）在宣布建国前的几个月里一直…会收到本-古里安来信…本-古里安…说：
“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得到我们已经购买的武器，甚至可能得到联合国承诺给我们的部分武器，我们将不仅能够保卫[我们自己]，而且能够在叙利亚人自己的国家给他们致命一击，并占领整个巴勒斯坦。我对此深信不疑。我们可以面对所有阿拉伯势力。这不是一种神秘的信念，而是基于实践检验的冷酷而理性的计算。“ （第四章 准备总体计划 创造条件 （第四章 准备总体计划 瓜分地盘 Creating the Means）
阿维施莱姆教授在他的《铁墙，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中这样写道：
^“就阿拉伯战争目的而言，以色列老一代历史学家坚持认为，所有派往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军队都一致决心摧毁新生的尤太国家，将尤太人抛入大海。他们这样说只符合当时尤太方面的普遍看法。诚然，阿拉伯联盟的军事专家制定了统一的入侵计划，但名义上指挥巴勒斯坦境内所有阿拉伯军队的阿卜杜勒国王却在最后一刻做出改变，破坏了这一计划。他派遣军队进入巴勒斯坦的目的不是为了阻止尤太国家的建立，而是为了让自己成为巴勒斯坦阿拉伯土地的新主人。阿卜杜勒与他阿拉伯统治者之间互无好感，他们对他的扩张主义野心反感，怀疑他与敌人勾结。其他每个阿拉伯国家也有自己王朝或民族利益的算计，而这些利益算计都伪装成为巴勒斯坦人确保安全的假象。以色列领导人明白这些分歧，并在冲突正式爆发后充分利用了这些分歧，就像他们之前利用阿拉伯人的分歧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样。”
附录二：尤太复国主义者在以色列建国历程中，对世代居住巴勒斯坦地区的75万阿拉伯人，进行了残酷，系统，精心准备的种族清洗。而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对此几乎毫无准备。
^伊兰帕佩教授随著《巴勒斯坦种族清洗》
“11 月 2 日，也就是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前将近一个月，本-古里安在另一个场合，即尤太机构的执行会议上，首次以最明确的措辞指出，种族清洗是确保新国家成为一个纯粹尤太国家的替代或补充手段。他告诉听众，尤太国内的巴勒斯坦人可能成为第五纵队，如果是这样，’他们要么被大规模逮捕，要么被驱逐；最好是驱逐他们。“（ 第四章 准备总体计划 创造条件 Creating the Means）
“在 12 月 10 日的会议上，[以色列情报官] 萨松试图说服同事，尽管需要实施所谓的 “全面计划”–即把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连根拔起–但谨慎的做法仍然是不要把所有阿拉伯人都视为敌人，而继续采用 “分而治之 “的策略…
顾问团不仅拒绝了这种招安 “阿拉伯人 “的想法，而且还建议将当时奥德-温盖特（Orde Wingate）提出的驱赶行动必须基于”报复 “的理念，完全抛在脑后。大多数顾问团成员都赞成主动出击，通过有计划的恐吓活动达到驱赶目标。本-古里安批准了这一建议，新政策在会后第二天就开始实施。”第四章 准备总体计划 审时度势，平静令人不安 （Choosing the Means: Worrisome Normality December 1947)
“12 月 17 日星期三，当顾问团再次开会时…进一步总结了希萨斯行动成功经验，一些成员呼吁采取更多的 “报复性 “行动，包括摧毁村庄、驱逐居民以及由尤太定居者代替巴勒斯坦人重新定居。第二天，本-古里安向尤太社区负责国防事务的正式机构 “国防委员会 “介绍了此前的顾问团会议。希萨斯行动似乎让所有人都兴奋不已…
由于尤太定居者是近几十年才来这里的，他们把房子建在了更高的山上。这样的地势让他们可以轻易组织对山下阿拉伯人居住区的炮击和狙击。1947年 12 月初开始，他们下手越来越重。除此以外，尤太军队将装满炸药的桶和巨大的钢珠滚落到阿拉伯居民区，并将混有燃料的油倒在路上，然后点燃。当惊慌失措的巴勒斯坦居民跑出家门试图扑灭这些火河，他们就用机枪扫射。在阿以两族仍有来往的地区，哈加纳民兵将装满炸药和引爆装置的汽车运到巴勒斯坦修车库引爆，造成死亡和混乱。” （第四章 准备总体计划 1947年12月，早期行动 DECEMBER 1947: EARLY ACTIONS）
“至于哈加纳部队中的 “保守 “情绪，以及温盖特将他们训练成一支报复部队的做法，…代理参谋长伊加尔-亚丁（Yigael Yadin）建议，将来应当采用…更直截了当的术语和更强硬的灌输方式。他建议放弃 “报复 “一词： “这不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们需要先发制人发起进攻，而不是等一个村庄[先]攻击我们。我们没有很好地利用我们的实力来扼杀巴勒斯坦人的经济…帕尔马赫（ Palmach） 组织领导人伊扎克-萨德同意亚丁的观点，并补充说：”我们只发起报复是错误的。我们需要的是向部队灌输主动进攻才是正确的态度’…
他的副手伊加尔-阿隆的评论更为严厉。他间接批评顾问团没有在 12 月初明确下达全面进攻的命令：我们现在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雅法，本应该攻击特拉维夫周围的村庄。我们必须进行一系列 ‘集体惩罚’，即使[被攻击的]房屋里还住着孩子”…在 1 月 7 日的每周例会上，[并不清楚种族清洗计划的]特拉维夫市政府的官员们不明白，为什么哈加纳部队，而不仅仅是伊尔贡突击队，要挑衅雅法的阿拉伯人，这些市政官员已经成功地让两个相邻城市之间恢复了和平气氛。1948 年 1 月 25 日，这些高级官员组成代表团拜访本-古里安，抱怨说他们发现哈加纳军对雅法的行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位与会者指出，这是在两个城市寻求新的共存模式的时候发生。他抱怨说，“哈加纳民兵似乎正在竭尽全力挫败这种寻求和平的尝试，并谈到他们的随意攻击：在水井附近、无人区内，在没有挑衅的情况下杀人，抢劫阿拉伯人，虐待他们，拆除水井，没收财产，以及为了恐吓而开枪。“
…
当地指挥官哈伊姆-阿维诺姆（Haim Avinoam）奉命’包围村庄，杀死尽可能多的人，破坏财产…袭击造成 60 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不全是男性。但要注意的是，这里仍然对男性和女性进行了区分：在下一次会议上，顾问团决定，这种区分对于未来的行动来说是不必要的复杂化。在袭击巴拉德谢赫（Balad al-Shaykh）时，驻扎在海法的哈加纳部队也试探性地采取了更激进的行动：他们进入了该市的一个阿拉伯居民区–瓦迪拉什米耶（Wadi Rushmiyya），驱逐了居民并炸毁了房屋。这一行动可被视为巴勒斯坦城市种族清洗行动的正式开始。英国人对这些暴行视而不见。”（ 第四章 准备总体计划, 1947年12月，初步行动 DECEMBER 1947: EARLY ACTIONS）
“最不理解本-古里安的人是[生于叙利亚的以色列情报官] 埃利亚胡-萨松 (注，萨松此前倡导对巴勒斯坦人怀柔招安和分而治之）。他向长期讨论会(注，就是以色列建国历史上著名的Long Seminar，有尤太复国主义各个部门重要负责人参与，制定了详细的建国和种族清洗计划）报告了另一起他认为是尤太人人无端 “野蛮 “袭击和平村民的案件，就是前面提到的希萨斯事件。他在研讨会上抱怨道 ‘像希萨斯这样的行动会促使本来和平的阿拉伯人转向跟我们敌对。在我们没有挑衅的所有地区，沿海平原和内盖夫，气氛都很平静，但加利利却不是这样。”
和以前一样，没有人听他的。所有与会者都同意摩西-达扬的说法，达扬告诉萨松：’我们对希萨斯主动进攻点燃了加利利的局势，这是一件好事。” 本-古里安…站在欢迎这一行动的人一边…建议…”我们需要让摩萨德参与此类行动。’他在日记中重复了阿隆的话，轻松地总结了这次会议：
“现在需要做出强烈而残酷的反应。我们需要准确把握时机、地点和打击对象。如果我们指控一个家庭，就必须毫不留情地伤害他们，包括妇女和儿童。否则，这就不是有效的反应。在行动中，没有必要区分有罪和无罪。”
埃利亚胡-萨松…在接下来的会议中…对总路线嗤之以鼻…他意识到他的同伙中没有人再对区分敌对和有好的阿拉伯社区，而只是想着驱逐尽可能多的巴勒斯坦人。”(第四章 准备总体计划, 长期研讨会 THE LONG SEMINAR: 31 DECEMBER-2 JANUARY)
“进攻 萨阿萨村（Sa’sa） 的命令来自北部 帕尔马赫（Palmach） 部队指挥官伊加尔-阿隆（Yigal Allon），交付在希萨斯犯下暴行的第三营副营长摩西-卡尔曼（Moshe Kalman）执行。阿隆布置道，之所以要攻击这个村庄，是因为它所处的位置…”我们必须向自己证明，我们可以采取主动。命令非常明确：’你必须炸毁 20 座房屋，尽可能多地杀死村民。摩西-卡尔曼回忆说，萨阿萨 在午夜遭到袭击…《纽约时报》1948 年 4 月 16 日报道说，当大批尤太部队开进村庄并开始在房屋上安装TNT烈性炸药时，没有遇到居民的抵抗。卡尔曼后来回忆说：”我们遇到了一名阿拉伯警卫。他非常惊讶，没有问 “min hada？”，（阿拉伯语”是谁？）”，而是问 “eish hada？”，（阿拉伯语”什么？”） 我们的一名懂阿拉伯语的士兵幽默地回答道”hada esh！”（”[阿拉伯语”这是火“）并向他开了一枪。卡尔曼的部队占领了村里的主要街道，有条不紊地炸毁了一栋又一栋房屋，而当时家家户户都还在屋里睡觉。卡尔曼诗意地回忆道：”最后，天空被打开了，三分之一的村庄被炸上了天。我们留下了 35 座被炸毁的房屋和 60-80 具尸体”（其中不少是儿童）。他赞扬英军帮助部队将两名被空中飞来的碎片砸伤的伤兵转移到萨法德医院。”（第四章，完成总计划，二月，震慑 FEBRUARY 1948: SHOCK AND AWE)
“1948 年 2 月 19 日，即袭击萨阿萨（Sa’sa）四天后，长期讨论会的与会者再次被召集开会…他们来到本-古里安家中，这位尤太复国主义领袖在日记中几乎逐字记录了讨论的内容。主题是评估拉美德希赫（Lamed Heh） 行动对巴勒斯坦人的影响。
乔希-帕尔蒙（Josh Palmon）提出了 “东方主义 “观点：巴勒斯坦人仍然毫无斗志。[摩萨德阿拉伯科科长]埃兹拉-达宁的评估对此赞同： “巴勒斯坦村民们毫无斗志。此外，阿拉伯解放军的活动范围显然仅限于联合国决议为未来巴勒斯坦国划定的地区。”
本-古里安对此不以为然。他心不在焉地听完报告，对因为阿拉伯人不想抵抗就相应限制行动范围的想法嗤之以鼻： 缩手缩脚就震慑不了阿拉伯人。摧毁一座房子，没什么。摧毁一个街区，你就震撼到他们了！’ 他喜欢萨阿萨行动’雷霆霹雳导致阿拉伯人仓皇逃离’的方式。” （第四章，完成总计划，二月，震慑 FEBRUARY 1948: SHOCK AND AWE)
“契拉（Qira）和卡蒙（Qamun）并不是魏茨（Weitz）唯一可以发泄驱逐冲动的地方。他热衷于在任何可能的地方采取行动。1 月份，在他应参加顾问团会议后不久，日记记载如何…赶走已经被尤太人买下的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佃户的：”难道现在还不是赶走他们的时候吗？我们为什么要继续让这些刺留在我们的肉里？在 1 月 20 日的另一条记录中，他建议按照’我们最初的计划’，即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提出的强行转移巴勒斯坦人的想法来处理这些租户。”(第四章，完成总计划，二月，震慑 FEBRUARY 1948: SHOCK AND AWE)
“达莱方案的全称是叶霍舒亚方案（Yehoshua Plan）…哈加纳的情报部门起草了未来几个月的蓝图。这份代号为达莱方案，或者 “D方案 “的蓝图既直接详细给出了未来以色列的地理参数…也决定了生活在这里的100万巴勒斯坦人的命运：
[达莱方案原文】达莱方案的行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要么摧毁村庄（放火、炸毁、在瓦砾中埋设地雷），特别是那些难以永久控制的人口中心；要么根据以下指导方针开展梳理和控制行动：包围村庄，在村庄内部进行搜索。如遇抵抗，必须歼灭武装部队，并将居民驱逐到国家边界之外。
这些村庄或因处战略要地，或因被认为会进行某种抵抗而被全部驱逐。在发布这些命令时，人们已经清楚，占领总会引起一些抵抗，因此，没有一个村庄可以幸免，要么是因为村庄的地理位置，要么是因为它不允许自己被占领。这就是驱逐巴勒斯坦农村地区所有村庄的达莱方案。哈加纳针对巴勒斯坦城市中心的行动也发出了措辞大致相同的类似指示。(第四章，完成总计划，达莱方案）
“以色列官方史书将接下来的 1948 年 4 月描述为一个转折点。根据这一说法，巴勒斯坦境内孤立无援、饱受威胁的尤太社区在几乎战败之后，开始绝地反攻。实际情况却截然不同：阿以两族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总体平衡是这样的：不仅大多数尤太人人没有任何危险，而且从 1947 年 12 月初到 1948 年 3 月底，他们的军队甚至在总体计划实施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对巴勒斯坦的第一阶段清洗。如果说 4 月是一个转折点的话，那就是从对巴勒斯坦平民的零星攻击和反击，转向有系统的大规模种族清洗行动。” (第四章，完成总计划，三月，计划最后成型)
“代尔亚辛（Deir Yassin） 是一个牧歌般好客的阿拉伯村庄，它与耶路撒冷的哈加纳部队达成了互不侵犯条约，但由于它在达莱方案指定的清洗区域内，注定要被消灭。由于事先与该村签订了协议，哈加纳组织决定派遣伊尔贡和斯特恩帮部队，以免除自己的任何官方责任。在以后对 “友好 “村庄的大清洗中，甚至连这种伎俩也不再被认为是必要的了。
…
尤太士兵冲进村庄时，用机枪扫射房屋，打死了许多居民。然后，剩下的村民被集中在一处，被冷酷无情地处决，他们的尸体被凌辱，一些妇女被强奸后杀害。
当时只有 12 岁的法希姆-扎伊丹（Fahim Zaydan）回忆说，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家人被杀害：
他们把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带走；枪杀了一个老人，当他的一个女儿哭泣时，她也被枪杀了。然后，他们叫来我的哥哥穆罕默德，当着我们的面枪杀了他，当我的母亲大喊大叫，俯身向他–她手里抱着我的小妹妹胡德拉，还在给她喂奶–他们也枪杀了她。
扎伊丹本人也中弹了，当时他正站在尤太士兵靠墙排成一排的孩子中间，他们在离开前 “只是为了好玩”, 向孩子们喷射子弹。扎伊丹很幸运受伤不死。”（第五章 总体计划 代尔亚辛 Deir Yassin )
“卡梅利旅的战史记载了该旅在战争中的行动，对此后发生的事情几乎没有任何歉意。该旅的军官们知道人们被建议聚集在港口大门附近，于是命令部下将三英寸迫击炮架设在俯瞰市场和港口的山坡上，也就是今天罗斯柴尔德医院所在的位置，对山下聚集的人群进行炮击。这样做是为了确保逃亡的阿拉伯人不再心存侥幸，只顾逃命。巴勒斯坦人难民聚集的集市，是一座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地标建筑…这座建筑当年就是尤太射手瞄准的靶子。
海法市场距离离开港口正门不到一百码。炮击开始后，这里惊慌失措的巴勒斯坦人自然往这里逃，他们冲进港口，把守门的警察推到一边。冲进停泊在港口的船只，逃离这座城市。我们可以从最近发表的一些幸存者的骇人回忆中了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以下是其中一段：
男人踩着自己的朋友，女人踩着自己的孩子。港口的船只很快就装满了活着的货物。船上拥挤不堪，惨不忍睹。许多船翻了，连同所有乘客一起沉没。这些场景是如此可怕，以至于报告传到伦敦，英国政府也不得不有所反应，一些官员开始意识到他们的袖手旁观正在巴勒斯坦酿成严重灾难。”（第五章，总体计划，海法的去阿拉伯化）
附录三：施罗摩本阿米《战争之痕，和平之伤，以色列-阿拉伯悲剧II 》（Scars of War, Wounds of Peace, The Israeli-Arab Tragedy II Bisecting the Land or Zionism’s Strategy of Phases?
^“20 世纪 30 年代的…在委员会的建议中，最吸引人的可能是关于 “强迫 “阿拉伯人迁出未来尤太国的条款。在本-古里安看来，这是一项 “无与伦比的成就”。伯尔卡兹纳尔逊（Berl Katznelson） 认为，这是 “所有解决方案中最好的”。他说，”远亲不如近邻”。他总结说，”转移 “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总有一天会实现”。只有找到解决人口问题的办法，分阶段战略才能取得胜利。转移 “是一个神奇的公式。
强迫迁徙阿拉伯人的想法在尤太复国主义思想中由来已久。在通常看来，这是一个现实而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案，是一个权宜之计，道德上的顾虑几乎不会介入其中。早在 1916 年，尤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奠基人以色列-赞吉尔（Israel Zangvill）就主张强制迁徙…
强制迁徙的想法并不只是尤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积极分子和激进分子的梦想。一般尤太复国主义者领导人梅纳赫姆-乌西什金认为，阿拉伯人大规模逃离巴勒斯坦并不是什么大悲剧。对他来说，阿拉伯起义所传达的信息是，共存已经不可能了，现在要么是阿拉伯人，要么是犹太人，但不能两者兼得。即使是犹太复国主义劳工运动的极左派成员阿哈龙-齐斯林（Aharon Zisling），他在 1948 年战争期间曾公开表示对阿拉伯人遭受的暴行感到羞耻，但他认为阿拉伯人的迁移 “没有道德缺陷”，尽管他回避了这个词，转而使用了 “集中发展民族生活 “的委婉说法。他说，”在新的世界秩序中”，”这可以也应该成为人类的崇高理想”。但同样，本-古里安的声音始终具有特殊的意义和现实意义。在 1938 年 6 月的一次犹太复国主义会议上，他说得非常明确： 我支持强制迁移。我不认为这有任何不道德之处。但他也知道，只有在战争期间，而不是在’正常时期’，才有可能进行转移。他说，”在正常时期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革命时期是可能发生的”。因此，问题不在于道德，甚至可能不在于政治；问题在于时机，而时机就意味着战争。”
^“强制迁徙阿拉伯人的想法并非起源于皮尔委员会。它可以追溯到现代尤太复国主义之父，虽然在 1937 年之前很少公开发表，但从运动一开始就是尤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潮流之一。尤太复国主义者一直都很清楚，没有尤太人的多数，就不可能建立一个尤太国家；理论上可以通过大规模移民来实现这一目标，但即便如此，阿拉伯人仍将是一个庞大的、具有威胁性的少数群体。
对于许多尤太复国主义者来说，从赫茨尔开始，唯一现实的解决办法就是对阿拉伯人强制迁徙。从 1880 年到 1920 年，一些人对尤太人和阿拉伯人和平共处的前景抱有希望。但 1920 年后，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 1929 年后，绝大多数人认为冲突的结局似乎不可避免。1936 年战争爆发后，没有一个主流领导人能够设想在两个民族之间没有明确的实际隔离的情况下未来的共存与和平–这种隔离只能通过转移和驱逐的方式来实现。在公开场合，他们都继续谈论共存，并将暴力归咎于少数狂热分子和煽动者。但这只是一种公开的姿态，目的是安抚忧心忡忡的居民和不安的英国人： 大声疾呼不可避免的流血和驱逐只会削弱内部的自信和外部对其事业的支持。
此外，强制迁徙被认为是一个非常道德的解决方案。尤太复国主义领导人认为，尤太人需要一个空地能够吸收未来移民的国家，这在道义上超过了当地阿拉伯人的权利–这些阿拉伯人与约旦河或利塔尼河对岸的兄弟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转移能够得到充分的补偿和良好的组织，他们可以相对容易地搬迁到约旦河或利塔尼河对岸。阿拉伯国家–主要是外约旦、叙利亚和伊拉克–拥有大片无人居住的地区，需要更多的居民来促进自身发展。无论如何，分离比混合更可取，后者只会以流血冲突告终。
迁徙阿拉伯人最好 “自愿 “进行。但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并不希望撤离他们祖先的土地，他们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此外，无论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还是英国人，都无意清除当地人口，为尤太人腾出空间。这件事引发了伦理问题，从内部困扰着尤太人，从外部激发了对尤太复国主义的反对。然而，无论如何问题重重或残酷无情，迁居都为摆脱人口困境提供了一条出路，而且这条出路还不时得到宣传。伊斯雷尔-赞格威尔曾在 1905 年 4 月宣称 “[我们]必须做好准备，要么像我们的祖先那样用剑赶走占有的部落，要么解决大量外来人口的问题”。十四年后，他又写道：”我们不能让阿拉伯人封锁如此宝贵的历史重建….。因此，我们必须温和地劝说他们’跋涉’。毕竟，他们拥有整个阿拉伯，拥有一百万平方英里….。阿拉伯人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要固守这几公里的土地。折叠帐篷，悄然离去 “是他们的习惯： ”
^“自 1967 年以来，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被占领土）上的政策和做法一直在破坏 巴勒斯坦的社会、经济和环境。这些政策和做法是以色列分裂巴勒斯坦人民的总体战略的核心，其目的是维持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统治，防止并先发制人地遏制对以色列国 ‘尤太特性 ‘的任何挑战。”
“通过维持军事占领和阻止根据国际法建立一个有生存能力的巴勒斯坦国，这些政策和做法及其影响公然否定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权利平等。本研究报告详细说明了这些政策和做法构成了一个控制和统治的矩阵： 控制土地。被占领土在行政、政治和地理上的分裂有助于加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和资源的控制：西岸被划分为 A、B 和 C 三个地区；东耶路撒冷与被占领土其他地区完全隔离；加沙地带被封锁并与西岸隔离。”
“以色列为获取和直接控制土地而采取的措施包括：正式兼并、宣布土地为国有土地、将大片地区封锁为军事区、没收 “不在场财产”、为满足表面上的公共需要而没收土地，以及宣布私人拥有的土地为未经登记的公共土地。此外，以色列还控制并独家开采自然资源，包括含水层和泉水、死海及其矿产以及加沙海域，同时剥夺巴勒斯坦人开采加沙天然气田的可能性，并限制加沙近海渔业区。”
“统治人民。为了维持对其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的统治，以色列采取了双重办法：控制人口和镇压一切形式的抵抗。以色列对人口登记册的控制使其能够利用各种居民身份条例对人口进行分割和控制。与此同时，以色列还对被占领土与以色列之间以及被占领土内部的行动施加限制。这方面的一个明显表现是取消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居民的居住身份，这相当于事实上的驱逐，而在西岸其他地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居住和建筑实行严格的许可制度，再加上暴力和恐吓，形成了一种胁迫性环境，试图使西岸C区的人口流离失所。”
附录六，关于以色列在被占领地区推行和对巴勒斯坦人严重歧视的户籍管理：
^“以色列当局以各种借口吊销居住证，剥夺了许多巴勒斯坦人在被占领土居住、在被占领土内自由行动或出国旅行后返回被占领土的权利。2012年6月，以色列政府承认，在1994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成立之前，它已取消了西岸和加沙25万巴勒斯坦人的居住身份。”
“东耶路撒冷被吞并后，旨在实现其 “人口平衡 “的政策有据可查。 最初，以 色列当局设定的目标是实现 “70%尤太人和 30%阿拉伯人的比例”。以色列当局最初设定的目标是实现 “尤太人占 70%，阿拉伯人占 30%”的比例。后来，决策者承认，鉴于 “人口趋势”，70-30 的目标无法实现，因此将这一比例改为 60-40。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以色列的城市规划包括在巴勒斯坦社区内实现 “农村村庄的密集化以及现有城市街区的密集化和密集化 “。
“此外，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除了受到安全部队的严厉对待外，还在教育、 医疗、就业、居住和建筑权利方面受到歧视，此外还被逐出家园和拆毁房屋； 所有这些都符合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实施人口工程的计划。”
^“根据这些协定和随后的协议，以色列同意西岸 A 区和 B 区每口水井的位置和大小是巴勒斯坦人开发和维护水井的先决条件。
与此同时，以色列拒绝给予巴勒斯坦人在 C 区建造和维护供水基础设施的许可，而 C 区占西岸的 60%，包括西岸的大部分水资源和农田。与此相反，以色列定居者从事任何此类活动都不需要许可证，而且与巴勒斯坦社区不同的是，被占领土上的所有定居点都与供水网络相连。”
“水资源是被占领土的主要自然资源之一，位于 C 区。正如联合国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CEIRPP）1980 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所记载的，自 1967 年以来，估计有 2.5 亿立方米的约旦河水被剥夺给巴勒斯坦人使用。此外，以色列甚至在 1967 年前就开始开采西岸水资源，在以色列绿线后方钻探深水井。据估计，2018 年西岸的年可用水量为 1.958 亿立方米，加沙地带为 1.937 亿立方米，其中包括从以色列自来水公司购买的 8570 万立方米，而根据以色列西岸民政局的数据，主要位于西岸的山区含水层的年平均水量为 6.41 亿立方米。据 EWASH 小组称，在这些可用水量中，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只能使用含水层中 13% 的水。”
“20 世纪 70 年代初，以色列军队开始向以色列公司提供在西岸开采自然资源的许可。大约有 10 家这样的公司一直在开展业务，向以色列运输建筑和道路工程部门使用的原材料。这些采石场大多位于被以色列视为 “公共土地 “的地区。然而，以色列人权组织 Yesh Din 认为这种做法是制度化的盗窃。
相反，自 1994 年以来，以色列当局一直没有向巴勒斯坦公司发放在 C 区采石的许可证，尽管那里的矿产储量估计价值 300 亿美元。此外，巴勒斯坦石材和大理石工业联盟报告说，自2012年以来，巴勒斯坦采石场的现有许可证一直没有延期，导致C区的几个巴勒斯坦采石场停止运营或被迫关闭。以色列人权组织 “Yesh Din “报告说，官方战略规划文件显示，以色列当局计划至少在未来30年内依赖在西岸采矿。”
“以色列不仅控制被占领土的资源，还限制西岸 C 区基础设施的发展，包括公共供水、供电和卫生网络。由于以色列的许可证制度，任何基础设施工程，包括维修，都需要获得批准，这使得基础设施的重建变得困难或不可能。居住在 C 区 180 个住宅区的 30 000 多名巴勒斯坦人没有与任何公共供水网络连接。图 20 显示，供水和废水网络发展缓慢。直到 2009 年，超过 10%的巴勒斯坦家庭没有连接到任何公共供水网络，直到 2013 年，只有 55.3%的家庭连接到废水网络。”
“2007 年至 2010 年，加沙的进口被限制在以色列当局所称的 “人道主义最低限度”。这是通过计算加沙居民的卡路里消耗量来确定的，以确定在不造成饥饿或营养不良的情况下减少加沙粮食供应的底线。2010 年 6 月，”船队事件 “204 和国际压力促使以色列放宽了对货物入境的限 制，但建筑材料和被界定为具有 “双重用途 “的货物除外。然而，对加沙地带出口的严格限制一直持续到 2014 年，2014 年夏季以色列袭击加沙地带后，迫于国际压力，以色列也放宽了对出口的限制。”
附录八：南非起诉书第二十七点。以色列对于加沙地区和平抗议的镇压：
^“2000 年 9 月 29 日至 2023 年 10 月 7 日期间，包括 1 699 名儿童在内的约 7 569 名巴勒斯坦人 在这 “四场高度不对称的战争(注：以色列在2005年撤出加沙以后，对加沙进行定期名为除草的扫荡行动） “以及其他规模较小的军事袭击中丧生，另有数万人受伤。另有 214 名巴勒斯坦人（包括 46 名儿童）在 “回归大游行 “中丧生。”回归大游行 “是沿加沙和以色列之间隔离栅栏举行的大规模和平抗议活动，18 个多月来，每周五都有数千名巴勒斯坦人参加，要求 “解除对加沙的封锁，让巴勒斯坦难民返回 “他们在以色列的家园和村庄。正如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抗议活动独立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所确定的那样，”
“在这些每周一次的示威活动中，以色列杀害了 60 名巴勒斯坦抗议者： 正如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抗议活动独立调查委员会（”委员会”）确定的那样：”在这些每周一次的示威活动中，以色列安全部队打死和重伤了既没有直接参与敌对行动也没有对生命构成迫在眉睫威胁的平民。中弹者包括儿童、医护人员、记者和残疾人”。
“被以色列士兵从隔离栅栏后面开枪打死的人包括三名医护人员和两名记者。共有 36,100 多名巴勒斯坦人（包括近 8800 名儿童）被以色列打伤，其中 4 903 人下肢中弹，”许多人是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站在离狙击手数百米远的地方”。其中 156 人至少有一个肢体被截肢，1 200 多人需要专门的肢体重建治疗。委员会发现，伤残并非偶然：以色列采用的接战规则允许狙击手射击 “主要煽动者 “的腿部。一名以色列士兵承认，他 “一天之内射中了 42 个膝盖”。
附录九：以色列国土报2020年3月6日，由记者 Hilo Glazer撰写的报道，介绍以色列国防军如何对付加沙的和平示威者。
^“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UN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的数据，以色列对加沙的围困导致 215 名示威者丧生，7996 人被实弹击伤。“
[狙击手]伊登说，他在 2018 年 5 月 14 日美国驻耶路撒冷新使馆落成典礼当天举行的示威中打破了 “膝盖纪录”。打膝盖要两个士兵合作： 狙击手通常都是两人一组–与一名定位员一起，后者也是一名受过训练的狙击手，其任务是为搭档提供精确的数据（与目标的距离、风向等）。
伊登继续回忆他的辉煌战绩： “那天，我们俩的命中率最高，一共 42 次。我…本不该射击，但我让他休息了一下，因为我们的任务即将结束，他那天还没有打过膝盖。”
伊登：“最后，你希望离开时能感觉到你做了些什么，你不是一个只在演习中的狙击手。因此，在我命中几枪后，我建议他我们换一下。我想，他那天敲碎了大概有 28 个膝盖”。
以色列狙击手专打和平示威者的膝盖，这样就能让中枪者终身残疾。 他们在可以打其他非致命部位的时候，就是挑膝盖打。为的就是让中枪者截肢。 
附录十：以色列的民间组织为退役的国防军官兵建立了一个专门网站“打破沉默”。我们从这个网站数以千计的爆料片段中摘选几篇以色列国防军老兵的回忆， 直观了解具有压倒优势的以色列是怎样“殊为不易的”，怎样“甚至笃然”对付盘踞着“世界上最为邪恶的残暴恐怖组织——哈玛斯“的加沙，以及那里的平民的:
^（1） 上士, 纳恰尔特种部队, 报告相关时间2008：
“加沙没有规则
当我们在加沙时…进入了一栋房子…说：”每次我进入一栋房子，我都不会给他们留下哪怕一个[电灯]开关”。他用五锤子砸坏了房子里所有的开关…
…
你们朝什么射击？
打窗户。这就是火力进入的意思。全营进入，排成一条直线，每个人都射击、射击、射击，选择一栋房子，进入房子。
房子里有人吗？
有人…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见过像入口处那样大规模的火力，还有坦克。火力实际上是你的避难所 这就是你前进的方式。那里的火力太疯狂了，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狂欢，我们像疯子一样开火。我对我的朋友说 “你们在射什么 告诉我你们在射什么?” 他回答 ‘我不知道 只管喷’ 我们就喷了。”
(2) 上士， 步兵，加沙地区，报告相关的时间 2014
“关于大炮，以色列国防军哪里还有什么约束”
在每次地面入侵之前，都要进行一天的火力侦察，并向前线的民房进行炮击。…我毫不怀疑炮兵向民房开火。坦克也经常在那里开火。“
(3) 上士，海军，加沙地区，报告相关的时间2005-2007
”我们向渔民开枪，割断他们的渔网
…我记得，在以色列和加沙之间的 K 区附近，有一些孩子一大早就起床了，他们只有四、六岁。加沙 70% 的人口以捕鱼为生。这是他们的面包、水和一切。如果没有鱼，就没有食物。他们每天清晨四五点就会去禁渔区。他们去那里是因为其他区域挤满了渔民。那里面积很小，鱼儿都游到那里去，因为那里没有渔民。孩子们总是试图探路并越过那里，每天早上我们都会朝他们的方向开枪吓唬他们，甚至会朝孩子们站在沙滩上的脚开枪，或者朝那些朝那个方向冲浪的人开枪…
你从多远的距离射击？很远，五六百米。你用拉斐尔重机枪射击，它是全自动的。
你瞄准哪里？这跟视角有关。在摄像机里，有一个高度和宽度的标尺，你用光标标出你想让子弹射到的地方，它就会抵消海浪的影响，射到它应该射到的地方，非常精确。“
(4) 上士, 装甲部队, 北加沙，报告相关时间， 2014
”在整个行动中，[坦克]驾驶员都有一种想要碾压汽车的想法–因为驾驶员不能开火。他没有任何武器，无法体验到全部的乐趣，他只是向前、向后、向右、向左行驶。他们有一种疯狂的冲动，想要碾过一辆车。我的意思是，一辆在街上的车，一辆巴勒斯坦人的车，很明显。有一次，我的[坦克]驾驶员，一个略显亢奋的家伙，设法说服坦克军官碾过一辆汽车，这真的不是那么令人兴奋–你甚至没有注意到你正在碾过一辆汽车，你没有任何感觉–我们只是在双向无线电上说，”我们碾过了汽车： “我们碾过了一辆车 怎么样？” 这很酷，但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感觉到。几分钟后，我们的司机下车回来，他想看看发生了什么，结果发现他只碾过了一半的车，另一半完好无损。于是他又回来了，就在这时，警官出去了，所以他用耳机悄悄告诉我： “我从车里找到了一些太阳镜” 之后，他也跑去告诉了警官 那个白痴 警官骂了他一顿 “什么，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我正在考虑惩罚你。”但最后什么事也没发生，他留着太阳镜，也没受到太严厉的责骂，一切都很好，原来其他连队的几辆坦克也碾过汽车。“
(5） 上士，装甲部队，报告相关时间：2014
碾压汽车是每个坦克兵的梦想 每个坦克兵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梦想 我，我自己，也有机会这么做。在最初的几个晚上，我们袭击了几所房屋，这就是我们在加沙的战斗147 我们得到了这些房屋的情报，然后我们发现我们摧毁了两座反坦克导弹发射器。在返回的路上，就在我们拐弯后几十米处，我们转过身来，看到路边有一辆汽车–已经被毁了一半，没有什么是我们以前没见过的。我问我的指挥官是否可以碾压它，他同意了，他告诉我，”只要记住，你以后必须把它从毛毛虫的履带上清理掉。” 最后一天，我们确实有很多东西要清理。”是排长批准的吗？”不，是坦克指挥官。排长批准的？不，是坦克指挥官，这不需要许可，不像射击，我需要得到许可。我问坦克指挥官是否可以碾压汽车一下，反正它已经停好了。我用一条履带爬了上去，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碾过去的时候，我们感觉非常小，以至于我怀疑我们可能错过了。最后我觉得很酷，我没有任何悔恨或做错了什么事的感觉。反正那辆车已经有点残了，而且那个街区–我们刚刚袭击过它，那里还发生了战斗–所以我并没有想 “嗯，现在可能有人需要那辆车”。
(6） 步兵，上士，北加沙，报告相关时间：2014
交战规则是什么？
其实没有什么交战规则…如果发现什么，就开枪。…如果你在加沙开枪，那很酷，没什么大不了的。首先，因为那是加沙，其次，因为那是战争。这一点我们也很清楚–他们告诉我们，”不要害怕开枪”，而且他们明确表示，没有无关的平民。
(7) 上士，装甲部队，加沙地带代尔拜莱尔
在坦克里呆了三个星期后…就有了一种竞争。”你是个炮手,让我们看看你是不是个真正的男人, 让我们看看你是否能击中一辆行驶中的汽车” 所以我选了一辆车–一辆出租车– 试着发射一发炮弹，但没打中 又来了两辆车，我又试着打了一两发炮弹，也没打中。指挥官说：”好了，够了，你们用光了我所有的炮弹，别打了。” 于是我们换上了重机枪 我们用重机枪打了几次也没打中汽车 直到我突然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人 正高兴地蹬着自行车前进 我说，好吧，我要干掉那家伙。我校准了射程，结果没打中–打中了他前面一点，然后他突然开始疯狂地蹬车，因为他被打中了，整个坦克乘员都笑了，”哇，看他多快”。
在那之后 我和其他一些炮手讨论过这件事 结果发现所有的人之间都有一种竞争 “让我们看看这个炮手能不能打中一辆车 或者那个炮手能不能打中一辆车”。
你考虑过如果里面有人会怎么样吗？我的意思是，你在坦克内的谈话中 有没有提到过平民？
…在加沙呆了三个星期之后，在此期间，你向任何移动的东西射击–也向没有移动的东西射击，数量多得惊人–你真的不再担心了……好坏有点混淆，你的道德观有点迷失，你有点失去理智，这也变得有点像电脑游戏…
(8) 中尉，步兵，驻地加沙拉法地区，报告相关时间：2014
部队进入拉法地区。你说根据以色列国防军掌握的情报，那里没有留下任何地道。数量相对较少。大部分是单层民房和农用建筑。
每个人都知道第二天早上八点停火就会结束。正因为他们知道这一点，所以才会有压力，要非常、非常快地进入并完成任务。也正因为如此，他们进去只是为了破坏东西。只是无目的地破坏东西，完成工作， 直到他们被告知停止。
(9) 上士，步兵，报告相关时间：2014
假如没有[恐怖分子]目标怎么办？创造一个 （注：类似中国古代杀良冒功）
那里有一位情报官员，是个可怕的家伙，没人能受得了他，他一来就有一种要摧毁目标的冲动，他控制不住自己。他走到你身边，整整一个小时都在说 “看看这是什么，看看那是什么，你们为什么不攻击” 问题是，这不是非黑即白的事情。这真的取决于你选择如何处理它。有些人会想方设法争取某个目标，而这可能就是目标被击中的原因。他们会跟认识的人说：”听着，帮我个忙，为我准备好那个目标。”然后，[目标]就会进入目标清单，通过所有授权，然后就会被击中。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10) 中尉，步兵，报告相关时间：2014
在炮兵方面，以色列国防军丢掉了以往所有的约束。在每次地面攻入之前，都要进行一天的火力侦察，并向构成前线的民房倾泻炮弹。每支部队都有一名炮兵协调官…与炮兵团沟通，指挥射击。我毫不怀疑–我明确地大声说–我毫不怀疑炮火是射向民房的。
(11) 中尉，步兵，驻地：加沙拉法地区，报告相关时间：2014
“之前两个小时的炮击–他们在打什么？房屋附近的所有农田。在坦克有任何移动之前，每次都会开火。那些家伙很喜欢扣扳机，完全疯了。那是他们的命令，我很确定 不可能有人会那样随便开枪的 [旅]的想法是, “我们会毫不担心地开火, 然后我们会看看会发生什么”。
此外，以军退伍官兵还吐槽了似乎各部队普遍存在的顺手牵羊，每一次行动都拿走加沙老百姓东西的现象：
一位中尉这样以还有“什么没有不拿走”为题，作了如下回忆：
直到现在，当我和那些曾经当过我的副连长的士兵交谈时，我才意识到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人拿走了东西，而我们却毫不知情。他们受到的惩罚是重是轻？让谁来评判吧。我认为对这样做的士兵的处罚不够严厉。
巴勒斯坦人有一些自己赚来的钱。他没有钱包，所有东西都放在身份证里。士兵把身份证拿去检查，里面有钱，他就把钱拿走了…大概有 150-200 谢克尔吧。[事后被巴勒斯坦受害者告发]士兵们被判了30天监禁 差不多吧 我甚至不知道是真的坐牢还是只是缓刑。
还有什么东西被抢了？人们家里的东西、巴勒斯坦的照片地图、刀子。
…比如毯子。很抱歉，这些毯子又臭又恶心，要它做什么呢？他们还是拿走了毯子。
人们拿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每个人都知道–为自己的连队。
另一位上士，则针对以军做法，有一则访谈，题为“你会得到更多暴力”，和江先生铲除哈马斯乐观展望南辕北辙，考虑到这份回忆是2014年做的，时至今日，哈马斯似乎越打越多。以至于竟然能够在10月大规模偷袭以色列，似乎以军上士的判断，更加符合实际：
你会得到更多暴力
关于入室搜查…我相信队伍中没有一个人不拿一些念珠、照片或其他纪念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东西变得不仅仅是念珠和纪念品，人们开始真正地寻找东西。反正都在找，那就真的找一找，看看有没有打火机和烟盒，然后拿走这些东西。最后，人们开始讨论拿钱的问题，有一次他们找到了一个保险箱，为了看看里面有什么，就把它炸了。于是，一个保险箱被炸毁，里面的很多钱被烧毁，指挥官不让他们拿钱，他们就跑去说了好几天；说指挥官为什么在那里，说他们应该把钱拿走，那样他们就发财了。有很多约旦第纳尔纸币。
那值多少钱？
很多。一个第纳尔值五个新谢克尔。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道德沦丧，什么是该拿的，什么是不该拿的。在心理上，我认为原因是 你总是觉得你在与他们的战争。你没有分开。我认为大多数以色列人都没有把他们区分开来–我的意思是，以前有巴勒斯坦警察，但哈马斯等组织和平民之间也是如此。这一切都被视为一个整体，因为军队就是这样训练出来的。要与 “他们 “作战，你就得与 “他们 “作战，仅此而已。看着这些人，你很难将他们区分开来。我尤其记得，在[以色列]婴儿沙勒韦特-帕斯被杀后，一些东西被洗劫一空。所以后来你会听到很多人说，他们都必须被杀死。有时这只是愤怒的言论，但往往当你带着这种情绪参加行动时，你就不太可能考虑站在你面前的平民的感受，你会变得更加暴力，”让他们知道什么是什么”，报复性地。
你说过每个人都会带纪念品，如果搜索次数越来越多，你就会越来越倾向于寻找自己的纪念品类型? 是的。
附录十一，戈尔德斯通报告(Goldstone Report)：
2009年1月12日，针对日益严重的以军在被占领地区侵犯人权的指控，联合国通过决议派遣调查组。
紧急派遣一个由理事会主席任命的独立国际实况调查团，调查占领国以色 列在整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特别是在被占加沙地带，由于当前的侵略而对巴 勒斯坦人民犯下的所有违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并呼吁以色 列不要阻挠调查进程，与调查团充分合作。
2009年4月，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任命了由曾经在1994到1996年，代表国际刑事法庭主持追究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战争罪行的大法官罗伯特戈尔德斯通（Richard Goldstone）牵头的调查团。
除了戈尔德斯通以外，调查团另外三名成员分别是：
- 伦敦经济学院国籍法教授克莉丝汀沁金（Christine Chinkin）
- 巴基斯坦著名法学家，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大律师，巴基斯坦第一个全女性律师行创始人希娜吉拉尼（Hina Jilani）
- 在海牙负责给联合国维和部队讲授战争罪行调查的爱尔兰退役上校戴斯蒙德特拉韦尔斯（Desmond Traver）
在对包括以色列官方，尤太和邻近地区的商人，居民大量听证，并且实地考察以后，调查组将结果整理成为著名的戈尔德斯通报告(Goldstone Report)。在结论部分摘选翻译如下：
“预期的影响以及调查团认为其主要目的是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平民会发现生活无法忍受，从而离开（如果可能的话）或让哈马斯下台，以及对平民进行集体惩罚。” （D章 行动目标和战略，1208）
“以色列军方对未来与哈马斯战争的必要条件的构想似乎至少从 2006 年黎巴嫩南部冲突时就已形成。至少在 2006 年黎巴嫩南部冲突期间就已形成。其它起源于一种军事学说，这种学说认为不成比例的破坏和造成最大程度的伤亡是必要的。对许多人的生活造成破坏是实现军事和政治目标的合法手段。在许多人的生活中造成混乱，以此作为实现军事和政治目标的合法手段。” （E章 结部分，1213）
“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在加沙军事行动之前和期间发表的声明毫无疑问地表明，对 平民的过度破坏和暴力是加沙军事行动的一部分。毫无疑问，针对平民的过度破坏和暴力是蓄意政策的一部分。是蓄意政策的一部分。” （（E章 结部分，1215）
注意，戈尔德斯通是出生在南非的尤太人。而调查前南斯拉夫战争罪行被某些国家指责为美国操纵国际组织粗暴干预他国内政的典型例子。 2011年1月以前，戈尔德斯通对于美国等地的以色列游说集团对调查报告的种种指控，一一反驳。
2011年4月4日，戈尔德斯通在强大的尤太人游说集团压力下戏剧性地转变立场，表态要收回他的结论。有趣的事，戈尔德斯通并没有推翻此前报告中引用的证据，只是语焉不详地说因为有了新证据，所以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即发表声明，欢迎这一变化，并且发誓要联合国收回戈尔德斯通报告。 4月14日，联合国调查团其他三位成员通过英国卫报发表公开信，表示并不存在所谓能够改变结论的新证据。他们一致表示不改变立场，一如既往坚持结论。联合国也没有撤回戈尔德斯通报告：
“我们一直认为，没有理由要求或期望重新审议该报告，因为没有出现任何实质性内容，以任何方式改变该报告中有关加沙冲突任何一方的背景、调查结果或结论。事实上，联合国没有这方面的程序或先例。
调查报告的结论是在认真、独立和客观地审议了与我们委任范围内的事件相关的信息。并仔细评估了其可靠性和可信度之后得出。我们坚决支持这些结论。”
“许多要求取消我们报告的人表示，后继调查团的两名成员玛丽-麦高恩-戴维斯法官和伦纳特-阿斯佩格伦法官于 2011 年 3 月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最后报告与本调查团的报告存在某种矛盾或使其无效。
本调查团认为，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是对我们调查结果明显的歪曲。本调查团的报告指出，根据现有资料，以色列对本调查团和其他组织的指控进行了约 400 次指挥调查。指挥调查是业务调查，而不是法律调查，由与被调查人员同属一个指挥机构的人员进行。（注: 指挥调查是一种由军队或组织内部进行的调查，旨在查明特定事件或情况，以确定责任和改进组织的运作。这种调查通常由上级领导或指挥官下令进行，以确保纪律、效率和责任制。指挥调查的目标是改善组织内部的管理和执行，以确保其达到最高标准。
与之相比，法律调查是由执法机关或法律机构进行的，其目的是确定是否发生违法行为，并在必要时起诉相关人员和组织。与指挥调查不同，法律调查的焦点是违法行为的调查和并为追究法律责任提供依据。)
“我们认为呼吁重新考虑甚至撤回报告，以及试图歪曲其性质和目的的行为，都忽视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受害者追求真相和正义的权利。它们还忽视了根据国际法，相关各方有责任迅速、彻底、有效和独立地进行调查。我们对自2009年5月开始工作以来，事实调查团成员受到的个人攻击和非同寻常的压力感到遗憾。这场运动明显旨在破坏报告及其作者的完整性。如果我们屈服于任何方面的压力以淡化我们的结论，我们将对在加沙冲突中死亡的数百名无辜平民、成千上万受伤者以及数十万人因冲突和封锁而受到严重影响的人们造成严重的不公正。
该报告引发的进程仍在进行中，应继续进行，直到实现正义，确保每个人都遵守国际人权和人道法。”
^以色列右翼历史学家，尤太复古主义坚定地拥护者本尼莫里斯这样描绘阿拉伯人和尤太新移民的关系变化：
[新尤太人移民]”每天都与周围的阿拉伯环境接触，因为他们依靠邻近村庄提供食物和肥料、季节工和警卫，以及运输和销售他们的产品。哈代拉、米什马尔-哈亚登（Mishmar HaYarden）和梅图拉的殖民者从阿拉伯邻居或工人那里接受了一些农业培训。一些定居点依赖附近村庄的供水，如 1880 年代中期，盖德拉从卡特拉取水。阿拉伯妇女用头上顶着的水壶给梅图拉送水。尤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田地相邻，这意味着几乎每天都要与费拉欣人接触，其中一些人曾一度租用属于定居点的田地。
定居者试图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与邻居的关系…”
“在定居初期，紧张局势往往源于对彼此习俗和语言的无知。一些尤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呼吁定居者学习当地习俗，采用阿拉伯人的生活方式。Biluim 的宪章强调了学习阿拉伯语的必要性，一些 老式尤太人农庄（moshavot） 还将阿拉伯语纳入了学校课程。在那些定居者遵守阿拉伯农业习俗的地方，如约旦河谷的 米什马尔-哈亚登（Mishmar HaYarden），他们与邻居关系融洽。但在其他地方，经常会发生摩擦，不过阿拉伯人通常会勉强适应新的环境，比如在雷霍沃特，定居者拒绝让邻居在他们收获的田地里放牧。当附近扎尔努卡的牧羊人想把羊群带到雷霍沃特的土地上时，他们正式向管理委员会申请许可。但掠夺的贝都因人无视新规定，继续闯入。
同时，本尼莫里斯这样总结尤太人移民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并非所谓伊斯兰神权，而是阿拉伯人对于尤太移民涌入，要把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变成尤太人国家而计划的矛盾：
“尽管定居者仍是少数，但他们很快就开始表现得像领主和主人一样，有些人显然一受到挑衅就会动用鞭子。这是阿拉伯人敌意的主要来源。一些尤太观察家认为，这是 “新尤太人 “对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遭受外邦人暴力的补偿。对阿拉伯人来说，这种侮辱和困惑更加严重，因为尤太人在法律地位和权力方面历来被视为低人一等，是顺从者、依附者和弱者。1908 年 3 月，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爱德华-布莱希在解释雅法发生的一起事件时说，一些移民 “动荡不安，咄咄逼人，充斥着社会主义思想”。扎尔曼-戴维-莱文廷说，尤太人偶尔会全副武装在城里挑衅。”
”…造成紧张局势和暴力的主要原因并非意外、误解或任何一方的态度和行为，而是客观的历史条件以及双方利益和目标的冲突。阿拉伯人本能地寻求保留该地区的阿拉伯和穆斯林特征，维护自己作为合法居民的地位；尤太复国主义者则从根本上寻求改变现状，购买尽可能多的土地，在这些土地上定居，并最终将一个阿拉伯人居住的国家变成尤太人的家园。“
附录十三，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
^贝尔福宣言由英国外相，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在1917年11月9日提出。
贝尔福在1902-1905任英国首相。任首相期间，主导通过了1905年《外国人法》（1905 Aliens Act) 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限制移民的法律，限制对象就是来自东欧，尤其是俄罗斯的尤太移民。
1880年以后，越来越多的俄国尤太人移居英国，英国的反移民和排尤声浪到了20世纪初达到高潮。曼切斯特时报这样写道：“禁止肮脏、赤贫、有病、有害和犯罪的外国人在我国领土上登陆，同时禁止他们缴纳税款。”
外国人法因此出台。
贝尔福本人是一个坚定的种族主义者。曾说：“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人并非生而平等，白人和黑人的能力也并非生而平等：他们生来就有不同的能力，而教育无法也不会改变这些能力。”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陷于胶着。英国急于在奥斯曼土耳其的内部寻求突破。在尤太复国主义者的游说下，通过把大量的东欧尤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在苏伊士运河不远处建立一个紧跟自己的附庸国，同时防止尤太人大量移民英国，可以说一举两得。
随着一战土耳其战败，英国获得巴勒斯坦地区的委任统治权，为主要来自东欧的阿什克納其人移居巴勒斯坦大开绿灯的时刻到了。东欧阿什克納其人大量到来，才是尤太人与阿拉伯人矛盾急剧升高的开始。
而尤太复国主义很早就认定：
- 实现尤太复国主义必须得到世界强权，尤其是英国这样的大国的支持；
- 实现尤太复国主义必须结合把大量本地的阿拉伯人迁徙到别处，夺走他们的土地，建立一个尤太人多数的国家。
英国劳合乔治内阁提出贝尔福宣言，当时唯一的尤太裔内阁成员蒙太古（Edwin Samuel Montagu） 提出了尖锐的反对。他也是劳合乔治内阁唯一反对贝尔福宣言的阁员。蒙太古对于贝尔福宣言的评论是：
“我希望将我的观点记录在案，即国王陛下政府的政策是反犹主义的，其结果将证明是世界各国反犹主义者的集结地”。
“尤太复国主义得到英国政府的正式承认，贝尔福先生被授权说巴勒斯坦将重建为 ‘尤太人民的民族家园’，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我猜想，这意味着马哈茂德人和基督徒要为尤太人让路，尤太人应处于一切优先地位，应与巴勒斯坦建立特殊联系，就像英国与英国人或法国与法国人建立特殊联系一样，巴勒斯坦的土耳其人和其他马哈茂德人将被视为外国人，就像尤太人今后在除巴勒斯坦以外的所有国家都将被视为外国人一样”。
阿维施莱姆教授对于贝尔福宣言的评论，贝尔福宣言
附录十四，在阿富汗塔利班和伊斯兰国之间，一直进行着残酷的战争^：
2015年2月3日，外交官杂志刊登了题为《阿富汗伊斯兰国： 地盘战争的开始？》的文章，介绍了这个冲突。
在众多关于这一话题的视频中，2021年9月1日上传的这个视频可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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