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观后

中文圈正在热议一部神剧，大明王朝1566. 该剧布局精妙。堪称中国电视剧制作的巅峰。该剧成于2007。可以说是那个正在远去的时代给后人留下的一个珍贵的纪念品。这比现在连朝代名都要虚构（比如“成朝”）的所谓历史剧要上了不止一个层次。

 

这部剧可看性很强。虽然当中有不少编剧的发挥。但是能够做到这样已经很难得了。 全剧围绕明朝中后期倒严和海瑞的命运展开。揭示了许多官场沉浮，人情世故。这里不做评论。值得评论的恰好是现在所有评论不点的地方。 中华帝国的维系及道德所起的作用。这部剧实际上是一部反思制度作用的好剧。

剧中借胡宗宪口，诘问，那个曾经一起谈论阳明心学的赵贞吉何在？ 赵贞吉的人生道路和海瑞的反差很大。赵贞吉进士及第。从抱有远大理想的年轻学者，变成圆润通达的官场老手，随后入阁拜相。 海瑞举人出身。直言进谏。一生清贫。

图：赵贞吉（徐敏饰）

图：胡宗宪（王庆祥饰）

历史上对海瑞的评价远不如该剧高。海瑞守贫应当没有什么异议。他在官场左冲右突颇有手段，也应当符合事实。 但是历史上的海瑞并没有能够给老百姓干多少实事。电视剧里也很无奈地反映了中国政治一个可悲的定律：它所提倡的道德，与实际操作是背离的。也就是所谓外儒内法。 真正关怀民间疾苦就是官场生涯灾难的开始。

图：海瑞（黄志忠饰）

图：海瑞像

而海瑞这样一个清官的命运，由于浑君嘉靖的干预而最终出现戏剧性的改变。 明朝是一个很奇葩的朝代，也是研究现代中国政治的起点。这个朝代多奇葩皇帝，也有许多被史书记载为铁骨铮铮的能臣。但是这些能臣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多少福祉。

而这种悖离，正是制度性的。历代中华帝国，它所推崇的道德标准，是对各种“贪官”治罪的依据。而要维护帝国，却需要悖离这种冠冕堂皇的道德标准的“圆润通融”。 各地选拔的才俊，不会服务自己的乡里，而是会历练成为赵贞吉这样充满“大局观”异地为官，对治下人民心狠手辣的能臣。

这在西方，尤其是英美是匪夷所思的。 美英的社会是建立在完善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 我们都知道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是为西方市场经济的开山之作。而亚当斯密在写国富论以前还写了一部巨著，道德情操论。

图：亚当斯密

市场经济首先建立在道德基础上。 市场产生的财富，是西方政治权力的基础。这一点，从古罗马的历史中就能看出。 中国古代开始的法家，把政治权力的根源归为来历不明的武断暴力。而至少从罗马开始，西方政治的基础就是财富。 这可以说是东西方政治理念的的一个根本分野。

把财富的源流归结为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可以说是传承了罗马以来西方政治事件传统的，英美制度历久不衰的根源。 当道德得到了这样的地位，成为国家力量的基石，秩序才变成可持续的存在。法治的发育才有了基础。

把财富的源流归结为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可以说是传承了罗马以来西方政治事件传统的，英美制度历久不衰的根源。

当道德得到了这样的地位，成为国家力量的基石，秩序才变成可持续的存在。法治的发育才有了基础。

那么东亚的民间社会，是不是可以生存繁荣于西方的社会这样的构造呢？ 当然，回归伟大强国以前的香港，今天的台湾，日本都可作为参照。它们并不完美，但它们都实现了有效的自我净化。 符合道德，才能持久，在这些社会是可以做到的。而在伟大中华，符合道德则等同于迂腐，不知变通，死板，自取灭亡。

这种中华帝国治理结构催生的道德悖离，是中国大量制度问题的致病基因。 而这绝非官员胸怀苍生能够解决。就像海瑞，即使他安贫乐道，胸怀黎民，民众在他的治理下依旧吃足苦头。 中华不可持续，由此可见一斑。

讨论中华帝国，实际治理，与道德的背离，还有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这是黄仁宇的巅峰之作。 但是黄仁宇不能免俗的是他的大历史观。大历史观实际上就是历史决定论。历史决定论也就是历史我的意愿就是道路论。 另外一个历史决定论的代表作就是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

它们背后都折射出中华帝国结构与秩序的冲突。这种冲突以道德的背离体现出来。在有秩序的地方，符合秩序的也就是道德的，也就是能够生存的。在秩序崩坏的地方，符合道德的就是优先遭到淘汰的。维持中华帝国，与现代化秩序确立矛盾不可调和。于是孙中山天才的“发明”了军政训政宪政。

它承认当下形态违反道德，承认未来必须走向宪政，但是为自己找来两块遮羞布，叫做军政、训政，于是，引进俄国步枪，发动武装叛乱，一下子就变得高大上。诸如此类的中华“智慧”不胜枚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贪恋权位与当下利益的同时，虚伪地向道德致敬。

还是法王路易十四性情中人：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这句话有一句现代中华版：把问题交给后人。后人比我们更有智慧。